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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空間：資訊化社會的空間理論*
曼威‧柯司特**王志弘譯***
The Space of Flows: A Theory of Spac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Castells, Manueltranslated by Wang, Chih-hung
關鍵辭：資訊化社會、空間、流動空間
Keywords: informational society, space, space of flow
*Castells, Manuel, 1992. The Space of Flows: A Theory of Spac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on Conference of The New Urbanism organiz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October 1992.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
***譯者通訊地址：台灣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摘 要
本文指出當前朝向資訊化社會轉化的結構性趨勢，同時伴隨了新的空間形式與過程的出現，即流動空間的興起。這些結構性轉化的趨勢包括了：一種全球性且完全互賴的世界經濟之形構與即即電子脈衝與高速運輸的迴路、節點與核心所構成的網絡，以及時運作、組織與組織邏輯朝向彈性與網絡的轉化、資訊科技的歷史革命，以及聲光影像之創造與感知在質方面的躍昇。至於流動空間則有三個層次的物質支持，佔有支配地位的菁英的空間組織。本文並將針對流動空間裡的建築與設計，討論後現代主義建築形式的非歷史性與非文化性，並提出挖掘抵抗之壕溝的可能。
ABSTRACT
As societies undergo a fundament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moving towards informational society, new spatial forms and processes——the space of flows——are currently emerging. These structural trends include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and interdependent world economy working as a unit in real tim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 logic towards flexibility and networking, 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a qualitative leap in the shaping of our perception and consciousness by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images/sounds. There are three layers of material support that constitute the space of flows: a circuit of electronic impulses, computer processing and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the nodes and hubs of networking;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dominant elites. On the basis of this analysis, the author will make some remark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changes fo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1.導言
空間是社會的表現（expression）。因此，既然我們的社會正在經歷一種根本的、結構性的轉化，那麼，認定有新的空間形式與過程正在浮現，應該是個合理的假設。這裡所提出來的分析，目的是要辨認這種空間形式與過程，並且扣連上社會結構的主要轉化。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我要針對建築與設計，來評論這些轉化的意涵。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因為過於輕易地承認社會與空間之間，具有有意義的關係，反而會遮掩了這種關係裡根本的複雜性。這是因為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會的表現。換言之，導源自既定的社會結構與動態結果的空間形式與過程，構成了整體社會構架的運作，其中包括了依據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而演出其利益的社會行動者間，相互衝突的價值與策略所導致的矛盾趨勢。再者，藉由作用於承繼自先前之社會—空間結構的營造環境，社會過程也影響了空間。事實上，空間是結晶化的時間。由於這種時間的歷史性質，及其結晶於空間形式中的過程，新社會趨勢的新空間生產，都由每個地方社會（local society）的空間形貌所中介，並因此深刻地為其所塑造。因此，我們這一類型的社會的新空間邏輯之解構—重構，同時包含了辨明運作中的主要社會趨勢，以及考量這些趨勢所呈現的歷史—地理特殊性。為了以盡可能簡單的方式來釐析這種複雜性，讓我們按步就班地來。
2.新資訊化社會的歷史性浮現
首先，我要回溯基督紀元兩千年末期社會的主要結構轉化過程，這與1945年到1974年間我們所熟知的世界形成對比，那是由美國主宰的、無限制成長的烏托邦時期。這些趨勢都彼此相關，事實上，它們應該被當作是觀看同一個三稜鏡——我們社會正在變遷中的結構——的不同角度。但為了清晰起見，單獨呈現每個趨勢，以辨明位居新世界之根柢的每個軸向的特殊性，或許有所幫助。總合而論，它們構成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我稱之為資訊化社會，以便在這個概念和工業社會的理論之間，設定平比之處。我稱呼它是「資訊的」而非後工業的社會，是為了和早期的後工業理論（阿連‧杜蘭尼〔Alain Touraine〕於1969年，丹尼‧貝爾〔Daniel Bell〕於1973年）畫清理論界線。雖然他們率先致力於理解這種新社會結構，無法真正明瞭在建構這些理論之際，尚未發生的過程與事件（例如資訊科技方面某些最重大的發現）。就資訊化社會而論，我所理解的是一種其生產力（productivity）與權力的根源，直接依賴於知識之生產，以及資訊之控制與處理的特殊社會結構（不論是屬於資本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或其他形式的財產／政治關係）。這種社會的新形式，在廿世紀過去的廿五年裡，藉由一組相互關連的過程而歷史性地浮現出來；我將簡略地予以描述，以便將新空間形式與過程的理論，扣連上這種新資訊化社會的具有歷史特殊性之結構。
第一個主要的結構性趨勢（它不是早期的後工業社會理論的基本要素），是一種全球性的、完全互賴的世界經濟的形構，而且作為一個單位以即時（real time ）運作。雖然經濟交易的世界體系在資本主義崛起之際就有了，前述趨勢是一個新的歷史現實；新穎之處在於全世界的一切經濟過程都互相穿透，並且它們是作為一個互賴的單位而運作，而無關空間的距離與政治的疆界。資本、資訊、勞動、商品、公司內部的事務與交換，以及決策的流動，圍繞著整個地球而搭連起來，不斷地重新界定生產、分配、消費與管理的變動幾何形勢。這並非意味著國家差異的終結，或者跨國公司無可抗拒地控制了世界：人民、社會、政府、政治，以及政策，不能夠被化約成為經濟功能的邏輯。然而，社會的基本生產與再生產結構，圍繞著這個全球互賴的經濟之堅硬核心而組織起來，這個事實決定性地標明了每個社會的動態；因為如果各個社會被編納進入全球經濟的程度，隨著它們在國際分工裡的相對重要性而劇烈變動的話，它們都被強大網絡的全球邏輯不對稱地穿透了。
第二個主要的結構性趨勢，是組織與組織邏輯的轉化，這裡所謂的組織是指達成一組既定目標的手段之系統的結構，這些目標的特性界定了組織的性質。組織（及嵌埋其中的邏輯）是廣義的社會理論所忽略的領域，雖然有一些組織社會學的好例子，關於組織管理的文獻也很豐富，但一般而言，都流於虛飾、簡化，偏向於描述而非分析。然而，組織的強制性（imperative）經常是有關社會與制度之社會和個人計劃的最終命運裡，最為重要的因素。依靠的數據或其他因素，差不多與實際過程或事件同時產生的一段時間。新組織的兩個關鍵特色，乃是彈性（flexibility）和網絡（networking）。由於組織必須面對來自複雜環境且經常變動的需求，它們必須調整策略、程序，以及內部運作，以便迅速回應這些需求。對大型組織而言，例如跨國公司、醫院或大型大學，彈性的要求通常意味了決策的分散化，以及它的各個不同權力中心（部門、科系等等）有更大程度的自主性。事實上，雖然關於小型企業再度興盛的說法非常流行，但大型私人企業越來越是先進經濟體的主要經濟行動者，而且它們的規模、財富、權力和範圍，也持續地增長。在先進經濟體的核心裡，我們發現的是一群越來越壟斷資本、資訊和技術的大型跨國公司。但是，正是因為有經濟與政治集中化的過程，組織的分散化才如此重要。大型的公司，特別是私人的、商業導向的跨國公司，將它們的組織從垂直的科層轉變為水平的網絡，然而頂層的最終決策權還是穩固地掌握了權力的層級。組織的各個不同層次與部門間關係的重要性，今時更甚以往，因為每個單位較大的自主性，都需要更大的協調努力，使整個系統還能像一個單位那樣運作。同時，先進社會裡的經濟和制度運作，需要不同組織之間的不斷互動。舉例來說，小型與中型的企業確實非常重要，但這並非因為它們本身而重要，而是因為它們構成了對大型公司非常重要的輔助網絡。再者，中小企業自身之間也形成網絡，而且經常是屬於以一家公司為中心的各式各樣網絡。此外，大型公司本身也組成網絡，根據不同的市場、時期，以及生產線，而有不同的連結之幾何形勢的變化，它們基於實際的策略而同時是競爭者與同盟者，不斷地重新塑造經濟裡的關係組合。
第三種界定我們社會的根本趨勢，現在已經是常識了，那就是資訊科技的歷史革命；它影響了社會活動的每個領域，就像（奠基於能源的）工業革命改變了整個社會織理一樣。據我分析，資訊科技的革命（包括遺傳工程）不是一個獨立變數：它本身並未決定我們所目睹的整個再結構與社會變遷之過程。但是，它確實在整體社會架構的變遷裡，構成了一個基本要素，它也是完成根植於社會、經濟與政治結構裡的趨勢，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若無當今的資訊科技，經濟的運作就不可能成為全球性的。沒有資訊科技的革命，組織在透過分散化而追求彈性時，就無法走得那麼遠。組織的網絡也就無法有效地跟上它們當前的複雜程度。資訊科技的革命是經濟與社會形成網絡之要求的物質性解答，同時也是決策者新致勝公式的技術法寶。還有第四個結構性變遷的向度，由於它太明顯了，反而比較難以掌握。它所關涉的是我們社會中的影像創造與感知。約罕‧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 ）的銀河被我們新近想像的視聽宇宙所超越；關於這點，已經被說過也寫過很多了，所以，現在看起來這似乎是我們社會裡的一個穩定趨勢，完全被同化進入了社會織理，幾乎不算是當前社會變遷過程的一部份。然而，在最近幾年裡，影像／聲音生產與分配的新趨勢，在塑造我們的感知與意識上，有了質的跳躍。在這裡，我們也觀察到影像製作同時經歷了全球化與個別化。
一方面，整個地球（不均衡地）連結上瞬間流轉全世界的資訊與影像全球網絡。因此，我們首度在歷史上親眼目睹了一場歷史革命的內部爭辯：一九九一年八月正在掙扎的蘇聯最高蘇維埃裡的爭論。但是，我們也親眼目睹了波斯灣真正血腥的高科技戰爭，沒有真的看到所發生的大部分屠殺。新聞和娛樂攜手合作。同時性（simultaneity）與全球性有了一個新的向度。衛星與攜帶式傳送器的時代，賦予電視新的意義。另一方面，媒體越來越不是大眾取向的。市場與觀眾（根本上是相同的）被區隔，而且各自成為特殊的目標。透過有線電視或衛星傳輸（隨不同社會而定）的專門化網絡之浮現，不僅是對傳統電視網的主要挑戰：它也是一種新型態的影像分配與接收。和專業化的廣播電臺一起，它們正在形成新的媒體系統，找尋特殊的受眾，或一般受眾的特殊心境與品味。錄影帶也變成一項個別化的有力工具，因為在大部分國家裡，它越來越少被用來出租電影，而越來越常被用來錄下電影或事件，因此可以選擇（或相信可以選擇）可用的影像，而不必調整私人生活的組織，來適應影像傳遞的時間和條件。隨身視聽設備（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有隨身的錄影機）在訊息的接收上達到了最終的個別化，清楚地從大眾媒體轉移到個人消費，以及一種彈性的、全球性的視聽訊息之生產的區隔化分配。在相同的程度上，現在是訊息即媒體 ，因為決定如何、何處、何時，以及為誰使用媒體的乃是訊息。
經由這些不同的社會過程與技術變遷，浮現了一個被流動支配的社會；訊息之流、影像之流、聲音之流、資本之流、資訊之流、命令之流、技術之流、商品之流、勞動之流。也有越來越多的生命與死亡之流：人體四處飛行（嬰兒與女人的交通，移植之人體器官的交通）；武器與致命毒品之流，重新設計了整個國家，撼動了金融系統；還有根據夜間新聞的排名，以及最新的政治民意調查，來決定解救或不解救飢荒國家的救援措施。因此，我們已經達致一種非常強大的文明形式。但是，由於這部機器過度強大，根本已經無法控制它的運作。權力之流（flows of power）現在正被流動的權力（power of flows）所取代。歐洲貨幣系統在一九九二年九月的崩潰經驗，證明了地球上最富裕國家的中央銀行，無法抵擋金融市場裡的投機對它們的貨幣的攻擊。這些「投機者」是誰？是流動。他們不是特定的群體，協同一致地努力收穫歐洲的政治與經濟混亂的利潤。那是一個由猜測、策略、謠言、資訊、打賭、計謀所發動的市場力量，在世界的層次上相互連結，並且以微秒的步調運作。當然，它們還是強大的資本主義公司、統治階級、政治領導人、媒體大亨，諸如此類。這些財富與權力的流動，當然也是由他們所創造，並且最終是替他們的結構性利益服務。但是，這個運轉中機器的複雜性、其中應用之科技的步調，以及所創造出來的相互依賴的全球性，都使得沒有任何人、任何事物，面對這個流動系統的抽象權力，還能夠真正掌握權力；這種流動系統的效果，在我們生活的每個向度裡——尤其是空間的向度——都感受得到。
3.流動空間
時間與空間是人類生活的基本物質向度。隨著我們在科學發現的無盡道路上不斷前行，物理學告訴我們這些時空觀念十分複雜，它們的特徵不斷演變。學童都知道，空間和時間相互關連。有些數學理論（事實上又是起源於普林斯頓）提出了一個假設，認為有累加於三度空間向度之上的其他空間向度存在，這些向度可能是「摺疊」在我們所經驗到的向度裡面。當然，在我們直接關涉空間與時間之社會意義的理論裡，不會有這種討論。不過，參考這種複雜性，並非只是在修辭上賣弄學問。它請我們考量新的時間與空間之社會形式，它們不能化約為我們過去所感受到的東西，因為我們當前的經驗已經超越了其社會—技術結構的基礎。時間的社會感知，用一個非常簡單的公式，已經在理論上解決了：時間就是歷史。而歷史分析總是能夠藉由分期、歷史軌跡、歷史時勢，以及時間所框架的視角，來連結過去、現在與未來，因此而在我們對於社會的感知裡，確實地引進了同時性、起源、序列，以及歷史的視野，作為我們思考的一部份。
地理學在理論化空間時，無法做到同樣的知識工作。在嘗試對既定的領域（territory）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亦即社會與人類活動的整體），提出整體的視野時，地理學家的知識勇氣，反而破壞了他們的目標，因為這使得這門學科喪失了特殊性：空間的向度。領域這個概念不能夠掌握空間。領域過於特定，同時又太廣泛了。它過於廣泛是因為就社會而論，領域總是人造的，這事實上需要一種多向度、跨學科的取向，來處理領域中所發生的一切社會實踐。至於它過於特定，是因為它將空間形式與過程，局限於實質物理上界定的表面所發生的那些空間呈現（spatial manifestation）。在理解我們的社會時，這就會成為問題的所在。事實上，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包含所有的社會形式裡，一切空間呈現的空間之社會理論。我們必須能夠將社會結構與社會過程，放置在一組特定的空間裡，就如同歷史將社會安置在時間裡一樣，亦即放置在特定的時代、時期、時勢和序列裡。我不打算在此時此地描繪這種理論。不過，為了在這裡扣連上資訊化社會之空間向度的分析，我必須將空間界定為社會結構的一個要素。從社會理論的觀點看來，空間是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支持。我要立刻附加指出，任何物質支持都有其象徵意義。所謂共享時間的社會實踐，我指的是空間將在時間中同時並存的實踐聚攏起來。正是這種同時性的物質接合（articulation），使得空間相對於社會有其意義。傳統上，這個觀念被類同於鄰近（contiguity）。然而，將同時並存的實踐之物質支持的基本概念，和鄰近的觀念區分開來，非常重要；因為這才能夠解釋，不依靠物理鄰近的那種同時性之物質支持，有其存在的可能性，而這正是資訊化社會的支配性活動的情形。我在前一節中曾經提到，我們的社會是環繞著流動而建構起來的。流動不僅是社會組織裡的一個要素而已：它們是支配了我們的經濟、政治與象徵生活之過程的功能性表現。如果情況如此，那麼，我們社會裡的支配性過程的物質支持，應該是支撐這種流動，並且使這些流動在同時性的時間中接合，在物質上成為可能的各種要素之整體。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乃是經由流動而運作的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組織。所謂的流動，我指的是在社會的支配性經濟、政治與象徵結構裡，社會行動者所佔有的物理上分開的位置之間，那些有所企圖的、重複的、可程式化的交換與互動序列。所謂的支配性結構，我指的是那些其內部邏輯在塑造大社會的社會實踐與社會意識上，扮演了策略性角色的組織與制度安排。如果將抽象概念的內容予以具體化，比較容易理解。流動的空間，作為資訊化社會中支配性過程與功能之支持的物質形式，可以用至少三個層次的物質支持之結合來加以描述（而非定義），它們共同構成了流動空間。
第一個層次，流動空間的第一個物質支持，其實是由電子脈衝（微電子＋電子通訊）、電腦處理，以及高速運輸（也是奠基於資訊科技）的迴路所構成，它們共同形成了我們認為是資訊化社會之策略性關鍵過程的物質基礎。這確實是同時並存之實踐的物質支持。因此，它是一種空間形式，就好像它可以是商業社會或工業社會之組織裡的「城市」或「區域」一樣。當今支配性功能的空間接合，的確發生在由資訊科技設備所致生的互動網絡裡。在這種網絡裡，沒有任何地方是自在自存的，因為位置是由流動來界定的。因此，通訊網絡是基本的空間樣貌：地方並未消失，但它們的邏輯與意義被吸納進入網絡。組構網絡的技術性基礎設施界定了新空間，就如同在工業經濟裡，鐵路界定了「經濟區域」和「全國市場」，或是在資本主義與民主體制的商業起源裡，有疆界的、市民身分之制度性統治（及其技術先進的軍隊）界定了「城市」一樣。但是，這種技術性的基礎設施本身，當然是在我們的世界裡，由權力所決定之流動網絡的表現。
流動空間的第二個層次，由其節點（node）與核心（hub）所構成。流動空間並非沒有地方，雖然它的結構性邏輯是沒有地方的。它奠基於電子網絡，但是這個網絡連結了特定的地方，具有完整界定的社會、文化、物理與功能特性。有些地方是交換者、通訊中心，扮演了使整合進入網絡的一切元素平順地互動的協調角色。其他地方是網絡的節點，亦即具有策略性重要功能的區位，它圍繞著網絡中的一項關鍵功能，建立起一系列以地域性（locality）為基礎的活動和組織，而其在節點裡的區位，將地域性與整個網絡連結起來。節點和核心都根據它們在網絡中的相對重要性，而形成有層級的組織。但是，這種層級會隨著經由網絡而處理的活動之演變，而有所改變。事實上，在某些狀況裡，有些地方會被切離網絡，而這種切斷導致了急速的衰落，以及經濟、社會與物理方面的衰頹。節點的特性隨著既定的網絡所執行的功能類型而定。舉一些網絡及其相應節點的例子，會有助於了解這個概念。做為流動空間的代表，最簡單的網絡類型，乃是由全球經濟的決策功能所構成的網絡，尤其是那些金融系統的網絡。莎絲奇雅‧莎珊（Saskia Sassen）的分析指出「全球城市」（global city）是後工業全球經濟的生產基地，她說明了這種全球城市在我們社會裡的重要角色，以及地方社會與經濟依賴位居這種全球城市裡的指導性功能的情況。但是，若認為只有倫敦、東京和紐約是世界城市，那就錯了。莎珊的分析正確地確認了：「全球城市」的觀念其實指涉了遍及全球的指導性功能之接合，依據每個城市在全球互動網絡裡的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偏重與重要性。因此，巴黎、法蘭克福、蘇黎世、米蘭、香港、新加坡，也在這種全球網絡裡扮演要角。在主要的全球城市之外，其他大陸的、全國的，以及區域的經濟體，也有它們的節點，以便連結上全球網絡。每個這種節點都需要適當的技術性基礎設施、提供支持性服務的一組輔助性公司系統、一個專殊化的勞動市場，以及專業勞動力所需的服務系統。對於頂端的管理功能和金融市場而言是真實不虛的現象，也可以適用於高科技的製造（對於生產高科技的產業與利用高科技的產業都適用，這些都是先進的製造業），這已由一九八年代，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都市與區域發展研究所關於高科技製造之空間邏輯的一連串研究所證實。高科技製造之空間分工的特性，轉譯成為創新氛圍（milieu of innovation）、專業製造基地、裝配線，以及市場導向之工廠的全球連繫，加以沿著生產線在不同區位的不同操作間，一系列的公司內部連結，以及位於形成生產複合體的特殊基地的類似生產功能間，另一系列的公司間連結，後者有如舊工業區的更新版本。因此，美國的微電子公司接合它們的空間的方式，是連結矽谷高層次的、研發的功能；加州、德州、奧瑞崗州、科羅拉多州或亞歷桑納州的專業製造；東南亞的裝配作業；以及每個區域市場之中心基地的最後測試與分銷。福特汽車公司在廿二個不同的地方生產它的歐洲車（這是它利潤最高的生意），各地互相交換零件、材料、勞力和技術。美國的汽車公司逐漸在空間上分散，在功能上整合，連結了不同的研發與生產基地，包括美國各地、北墨西哥，以及歐洲。日本的電子公司，從它們在大東京區的窩巢開始，在過去十年裡採用了類似美國的工業區位模型，將專業製造分散到九州，裝配線分散到泰國、台灣與馬來西亞，並且透過代理的裝配製造，穿透了歐洲與美國的市場。在每個例子裡，指導性的節點、生產基地，以及通訊中心，都沿著網絡來界定，並且藉由通訊技術和可程式化的、以微電子為基礎的彈性整合製造之共通邏輯來接合。
流動空間 柯司特
每個網絡所滿足的功能，界定了成為網絡之優越節點的地方的特性。在某些情況裡，最不可能的地方變成了中心節點，因為歷史的特殊性最後導致以一個特殊地域性為中心而構成既定的網絡。例如，明尼蘇達州的洛徹斯特（Rochester），或是巴黎郊區的費列裘夫（Villejuif），乍看之下似乎不會成為先進醫療與衛生研究之世界網絡的中心節點，而且彼此有緊密的互動。但馬耀診所（Mayo Clinic）與法國政府主要的癌症治療中心之一的區位，在兩個例子裡都是由於歷史原因，而圍繞著這兩個奇特的地域性，接合形成了知識生產與先進醫療複合體，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醫生和病患。再次地，每個網絡根據每個基地的功能與層級，以及網絡中所處理的產品或服務的特性，而界定了它的基地。於是，我們社會中最強大的網絡之一，麻醉藥品的生產與分配（包括洗錢的部門）建構了一種特殊的地理形勢，重新界定了連結在網絡中的社會、區域與城市的意義、結構與文化。因此，在古柯鹼的生產與貿易裡，波利維亞的恰帕里山谷（Chapare Valley）或祕魯的阿托‧華蘭加（Alto Huallanga）的古柯生產基地，連結上哥倫比亞的提煉與管理中心，依賴麥德林（Medellin）集團或卡利（Cali）集團的總部，而這些總部自身又連結上諸如邁阿密、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與盧森堡等金融中心，最後連結上美國與西歐主要都會區的大型分銷點。這些地域性沒有一個能夠獨存於網絡之中。麥德林和卡利集團，以及它們在美國的親密盟友，如果沒有波利維亞或祕魯所生產的原料，沒有瑞士和德國研究者所提供的化學物質，沒有自由銀行天堂的半合法金融網絡，以及邁阿密、洛杉磯和紐約的分銷網絡，很快就得退出這一行了。因此，雖然全球城市理論針對流動空間在節點與核心中，以地方為基礎的導向，提供了最重要的描述，這種邏輯絕對不局限於資本的流動。我們社會中的所有基本過程，都接合在非鄰接性的網絡裡，這種網絡連結了不同的地方，並且在生產財富、處理資訊，以及製造權力的層級裡，分配每個地方一個角色與權重，而這最終決定了每個地域的命運。
流動空間的第三個重要層次，是佔支配地位的菁英（而非階級）的空間組織，他們操縱了使這些空間得以接合（articulation）的指導性功能。流動空間理論最初的潛藏假設是：社會乃是圍繞著每個社會結構所特有的支配性利益，而不均衡地組織起來的。流動空間不是我們社會中唯一的空間邏輯。然而，流動空間依然是支配性的空間邏輯，因為它是我們社會裡支配性的利益／功能的空間邏輯。但是，這種支配不是純粹結構性的。它由社會行動者所發動、構想、決定與執行。因此，佔有我們社會中的領導位置的技術官僚—金融—管理菁英，就他們的利益與實踐之物質／空間支持而論，也會有特殊的空間要求。資訊菁英的空間呈現，構成了另一個流動空間的基本向度。這種空間呈現是什麼呢？我們社會裡的基本支配形式，奠基於支配菁英的組織能力，這伴隨了菁英解除其他群體之組織的能力，這些其他群體在社會中雖然構成數量上的多數，其利益只在滿足支配利益的架構裡被部份地（如果有的話）呈顯。菁英之間的接合，與大眾的區隔化和解組，似乎是我們社會中，社會支配的孿生機制。空間在這種機制裡扮演了基本的角色。簡言之，菁英是世界主義的，而人民是地域性的。權力與財富的空間投射到全世界，民眾的生活和經驗則根植於地方，根植於他們的文化和歷史之中。因此，社會組織越是奠基於非歷史性的流動，凌越任何特定地方的邏輯，那麼全球權力的邏輯，就越能夠脫離具有歷史特殊性的地域／國家社會的社會—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如果菁英要保持他們的社會凝聚，發展一組他們可以相互理解並且支配他人的規則與文化符碼，建立他們的文化／政治社群區分「內」與「外」的邊界，那麼，菁英自己不希望、也不能變成流動。一個社會的制度越民主，菁英就越需要和群眾有清楚的區別，避免政治代表過度穿透了策略性決策的內部世界。然而，我的分析和萊特‧米爾斯（Wright Mills）式的「權力菁英」不必然存在的假設不一樣。相反地，真正的社會支配源自下列事實：即文化符碼嵌埋在社會結構裡的方式，造成只要持有這些符碼便開啟了通向權力結構的道路，而毋需菁英共謀阻攔通向其網絡的道路。這種支配邏輯的空間展現，在流動空間裡採取了兩種主要形式。一方面，菁英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社會，構成了隔絕的社區，將社區界定為有空間界線的、形成人際網絡的次文化。我提出一個假設，認為流動空間是由個人微觀網絡所組成的，而將他們的利益投射在功能性的鉅觀網絡裡，並遍及流動空間的全球互動組合。在金融網絡裡，這是眾所週知的現象：主要的策略性決策，是在會員制餐廳裡的商業午宴上決定，或是像美好的舊時光一樣，在鄉村小屋度週末打高爾夫球時決定。但我們要明白，這些決定還是要在以電子通訊連通的電腦上，由立即決策過程執行，而這些電腦可以發動它們自己的決策，以便反應市場趨勢。因此，流動空間的節點包括了居住與休閒導向的空間，配合了總部與其輔助設施的區位，傾向於在謹慎地區隔的空間裡，匯聚支配性的功能。區隔包括了不同地方的區位，以及某些只開放給菁英的空間之安全控制。從權力的頂峰與其文化傳送器，組織了一系列的象徵性社會—空間層級；低層的管理人員可以模仿權力的象徵，並且構成次級的、將他們與社會其他人隔絕開來的空間社區，以便挪用這些象徵。資訊化社會裡菁英之文化獨特性的第二個主要趨勢，是企圖營造一種生活方式與空間的形式處理，以便統合全世界菁英的象徵環境，而超越每個地域的歷史特殊性。因此，沿著流動空間的界線，橫跨全世界而建構起一個（相對）隔絕的空間：國際旅館的裝飾，從房間設計到毛巾顏色，全世界都很類似，以便創造一種內部世界的熟悉感，以及一種相對於周遭具體世界的抽象性；機場貴賓室的設計，是要與流動空間中高速公路上的社會保持距離；不斷地使用電子通訊網絡，使旅客永遠不會迷失；以及一個安排旅行的祕書服務系統，還有互相作東款待，在所有國家裡崇拜相同的儀式，以便維持一個企業菁英的緊密圈子。再者，資訊菁英之間有日趨均質化的生活方式，超越了一切社會的文化邊界：經常使用健身器材（即使是旅行時也使用）和慢跑；烤鮭魚和蔬菜沙拉的強迫節食餐；採用「蒼白的小羚羊」的牆壁顏色，以便創造內部空間的溫暖舒適氣氛；膝上型電腦；結合正式服裝和運動休閒服等等。這一切都是一種國際文化的象徵，而其認同並未連結於任何特定社會，而是與橫跨所有社會之文化光譜的資訊化社會裡，中高管理階層的成員資格有關。在文化上連結流動空間之各個不同節點的籲求，也反映在不同社會的新指揮中心建築趨向一致的潮流裡。很弔詭地，後現代建築嘗試打破建築訓練的鑄模與模式，導致一種過度強化的後現代紀念性，而成為一九八零年代從紐約到高雄的新企業總部的一般規則。
因此，流動空間包括了構成橫跨全球的每個網絡之節點的地方裡，均質建築的象徵連繫；所以，建築逃離了每個社會的歷史與文化，並且被奇幻世界之無窮可能性的新想像所捕獲，並潛藏於新媒體所傳送的邏輯之下：「突發」（zapping）的文化，好像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重新發明所有的形式，而唯一的條件是躍入權力之流的不確定性中。流動空間的形式前線，乃是將建築誘拐進入非歷史的抽象性。
4.流動空間裡的建築與設計
如果流動空間真的是資訊化社會正在浮現的空間形式，在未來幾年，建築與設計很可能必須在其形式、功能、過程與價值方面重新定義。事實上，我的論點是，古往今來建築都是社會的「迂迴行動」（failed act），是社會深層趨勢經過中介的表現，那些趨勢不能公開宣揚，但強大到足以模鑄在石頭、鋼筋和玻璃裡，以及要住在這些形式裡的人的視覺感知裡。爾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討論哥德大教堂，曼菲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討論美國摩天大樓，羅伯‧范裘利（Robert Venturi）討論令人驚異的庸俗美國城市，開文‧林區（Kevin Lynch）討論各種城市意象，都是一個老舊的、建制完善的知識傳統的最佳範例，這個傳統利用建築形式作為最具穿透力的符碼之一，來閱讀社會之支配性價值的基本結構。當然，社會價值的形式表現並無簡單、直接的詮釋。但是，如學者與分析家的研究所示，而且如建築師的作品所示，在（各種）社會說了什麼和建築師想要說什麼之間，有強烈的、半意識性的連結。情形不再是如此了。
我的假設是，流動空間的來臨，模糊了建築與社會之間有意義的關係。因為支配性利益的空間展現遍及全球、跨越文化，拔除了作為意義背景的經驗、歷史與特殊文化，導致非歷史性、非文化性的建築遍及各地。有些「後現代建築」的潮流，例如以菲力普‧強生（Philip Johnson）的作品為代表的趨勢，以打破符碼的專斷——例如現代主義——為藉口，企圖切斷與特殊社會環境的一切聯繫，製作了一種從橫跨歷史的、風格濃厚的挑激中，創造出和諧的混合物。然而，這種有所不同的後現代主義，其實要表達的是——幾乎是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新的支配意識形態：歷史的終結，以及地方在流動空間裡的撤廢。因為我們唯有置身歷史的終點，才可能混合一切先前所知的事物。因為我們不再屬於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這種極端版本的後現代主義，才能將其符碼化了的破除符碼之邏輯，硬套在任何地方的建築物上。逃離文化符碼，其實遮掩了逃離有歷史根源的社會。就此視角而論，後現代主義可以視為是流動空間的建築。社會越是企圖超越無法控制的流動之權力的全球邏輯，以便恢復它們的認同，就越需要一種能揭示它們自己的現實的建築，而不要取自橫跨歷史的空間貯藏庫的虛飾之美。但在此同時，試圖發出某個非常明確的訊息，或直接表達一既定文化之符碼的過度表意（oversignificant）建築，是一種過於原始的形式，無法穿透我們飽滿的視覺想像。它的訊息之意義，會迷失在作為我們象徵行為之特性的「突發」文化裡。這就是為什麼，很弔詭地，在被流動空間之邏輯所塑造的社會裡，看似意義最為豐富的建築，就是我所謂的「赤裸的建築」。也就是說，那是一種形式十分平板、純粹、清澄，不想要說任何事情的建築。而且由於沈默不語，它們面對了流動空間的孤寂經驗。它的訊息就是沈默。為了溝通方便，我要舉兩個西班牙建築的例子，西班牙現在被公認位居新設計前線的建築氛圍。一九九二年西班牙奧運會提供了一個機會，由最優秀的建築師設計了一些重要的功能性建築物。巴塞隆納的新機場由李卡多‧波菲爾（Ricardo Bofill）設計，在一個巨大開闊的空間裡，結合了美麗的大理石、毛玻璃，以及區隔用的透明玻璃板；毫不掩藏人們在機場所經驗到的恐懼與焦慮。沒有地毯，沒有溫暖的房間，也沒有間接的照明。置身機場的形式之美當中，旅客必須面對他們的可怕實境：他們孤身一人，置身流動空間，他們可能會失去聯繫，懸滯在轉換的空曠裡。他們確實身處西班牙航空的掌握之中，沒有逃脫的出路。讓我們舉另一個例子：新馬德里高速鐵路（AVE）車站，由拉斐‧摩尼歐（Rafel Moneo）設計。它事實上是個非常好的舊車站，重新裝修得非常精美，成為美麗的室內棕櫚公園，在車站的封閉空間裡，有許多鳥兒飛翔鳴唱。在一個鄰近的結構裡，就在這美麗的紀念空間旁邊，才是真正的高速鐵路車站。因此，人們走到假的車站，去尋訪它，走過不同的樓層和通道，就好像是去公園或博物館一樣。再明顯不過的訊息是：我們置身公園，而非車站。在舊車站裡，林木成長，鳥兒築巢，歷經生命的轉型。因此，高速鐵路在這個空間裡成了突兀的東西。而這也正是每個人在這個世界裡自問的事：為什麼要有高速鐵路？它只不過連結了馬德里和塞維亞（Seville），沒有連接任何歐洲高速鐵路網，花了四十億美金。在這樣一個簡單優雅的設計裡，說話不多，只是使每件事物明顯可見，就揭露了流動空間斷片之一的破鏡，恢復了車站的使用價值。我承認我將波菲爾和摩尼歐強迫放入確實非屬他們的論述裡。但他們的建築容許我，以及任何其他觀察家／批評家，將形式連結上象徵、功能，以及社會情境；這個簡單的事實就意味了他們嚴密精確、多所節制的建築（以兩種形式上不同的風格來表現），其實充滿了意義。事實上，支配性之流動空間的物質性，可以在資訊化社會裡，透過兩條大道，成為文化創新與知識自主的基本設計。新建築可以建造新主人的宮殿，以揭露他們潛藏在流動空間背後的畸形；或者，它可以根植於地方，因此根植於文化和人民。在兩種情況裡，以不同的形式，建築和設計可以挖掘抵抗的壕溝，以便保存知識生產裡的意義。或者，換言之，讓文化與技術重歸於好。
曼威‧柯司特**王志弘譯***
The Space of Flows: A Theory of Spac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Castells, Manueltranslated by Wang, Chih-hung
關鍵辭：資訊化社會、空間、流動空間
Keywords: informational society, space, space of flow
*Castells, Manuel, 1992. The Space of Flows: A Theory of Spac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on Conference of The New Urbanism organiz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October 1992.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
***譯者通訊地址：台灣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摘 要
本文指出當前朝向資訊化社會轉化的結構性趨勢，同時伴隨了新的空間形式與過程的出現，即流動空間的興起。這些結構性轉化的趨勢包括了：一種全球性且完全互賴的世界經濟之形構與即即電子脈衝與高速運輸的迴路、節點與核心所構成的網絡，以及時運作、組織與組織邏輯朝向彈性與網絡的轉化、資訊科技的歷史革命，以及聲光影像之創造與感知在質方面的躍昇。至於流動空間則有三個層次的物質支持，佔有支配地位的菁英的空間組織。本文並將針對流動空間裡的建築與設計，討論後現代主義建築形式的非歷史性與非文化性，並提出挖掘抵抗之壕溝的可能。
ABSTRACT
As societies undergo a fundament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moving towards informational society, new spatial forms and processes——the space of flows——are currently emerging. These structural trends include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and interdependent world economy working as a unit in real tim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 logic towards flexibility and networking, 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a qualitative leap in the shaping of our perception and consciousness by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images/sounds. There are three layers of material support that constitute the space of flows: a circuit of electronic impulses, computer processing and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the nodes and hubs of networking;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dominant elites. On the basis of this analysis, the author will make some remark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changes for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1.導言
空間是社會的表現（expression）。因此，既然我們的社會正在經歷一種根本的、結構性的轉化，那麼，認定有新的空間形式與過程正在浮現，應該是個合理的假設。這裡所提出來的分析，目的是要辨認這種空間形式與過程，並且扣連上社會結構的主要轉化。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我要針對建築與設計，來評論這些轉化的意涵。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因為過於輕易地承認社會與空間之間，具有有意義的關係，反而會遮掩了這種關係裡根本的複雜性。這是因為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會的表現。換言之，導源自既定的社會結構與動態結果的空間形式與過程，構成了整體社會構架的運作，其中包括了依據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而演出其利益的社會行動者間，相互衝突的價值與策略所導致的矛盾趨勢。再者，藉由作用於承繼自先前之社會—空間結構的營造環境，社會過程也影響了空間。事實上，空間是結晶化的時間。由於這種時間的歷史性質，及其結晶於空間形式中的過程，新社會趨勢的新空間生產，都由每個地方社會（local society）的空間形貌所中介，並因此深刻地為其所塑造。因此，我們這一類型的社會的新空間邏輯之解構—重構，同時包含了辨明運作中的主要社會趨勢，以及考量這些趨勢所呈現的歷史—地理特殊性。為了以盡可能簡單的方式來釐析這種複雜性，讓我們按步就班地來。
2.新資訊化社會的歷史性浮現
首先，我要回溯基督紀元兩千年末期社會的主要結構轉化過程，這與1945年到1974年間我們所熟知的世界形成對比，那是由美國主宰的、無限制成長的烏托邦時期。這些趨勢都彼此相關，事實上，它們應該被當作是觀看同一個三稜鏡——我們社會正在變遷中的結構——的不同角度。但為了清晰起見，單獨呈現每個趨勢，以辨明位居新世界之根柢的每個軸向的特殊性，或許有所幫助。總合而論，它們構成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我稱之為資訊化社會，以便在這個概念和工業社會的理論之間，設定平比之處。我稱呼它是「資訊的」而非後工業的社會，是為了和早期的後工業理論（阿連‧杜蘭尼〔Alain Touraine〕於1969年，丹尼‧貝爾〔Daniel Bell〕於1973年）畫清理論界線。雖然他們率先致力於理解這種新社會結構，無法真正明瞭在建構這些理論之際，尚未發生的過程與事件（例如資訊科技方面某些最重大的發現）。就資訊化社會而論，我所理解的是一種其生產力（productivity）與權力的根源，直接依賴於知識之生產，以及資訊之控制與處理的特殊社會結構（不論是屬於資本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或其他形式的財產／政治關係）。這種社會的新形式，在廿世紀過去的廿五年裡，藉由一組相互關連的過程而歷史性地浮現出來；我將簡略地予以描述，以便將新空間形式與過程的理論，扣連上這種新資訊化社會的具有歷史特殊性之結構。
第一個主要的結構性趨勢（它不是早期的後工業社會理論的基本要素），是一種全球性的、完全互賴的世界經濟的形構，而且作為一個單位以即時（real time ）運作。雖然經濟交易的世界體系在資本主義崛起之際就有了，前述趨勢是一個新的歷史現實；新穎之處在於全世界的一切經濟過程都互相穿透，並且它們是作為一個互賴的單位而運作，而無關空間的距離與政治的疆界。資本、資訊、勞動、商品、公司內部的事務與交換，以及決策的流動，圍繞著整個地球而搭連起來，不斷地重新界定生產、分配、消費與管理的變動幾何形勢。這並非意味著國家差異的終結，或者跨國公司無可抗拒地控制了世界：人民、社會、政府、政治，以及政策，不能夠被化約成為經濟功能的邏輯。然而，社會的基本生產與再生產結構，圍繞著這個全球互賴的經濟之堅硬核心而組織起來，這個事實決定性地標明了每個社會的動態；因為如果各個社會被編納進入全球經濟的程度，隨著它們在國際分工裡的相對重要性而劇烈變動的話，它們都被強大網絡的全球邏輯不對稱地穿透了。
第二個主要的結構性趨勢，是組織與組織邏輯的轉化，這裡所謂的組織是指達成一組既定目標的手段之系統的結構，這些目標的特性界定了組織的性質。組織（及嵌埋其中的邏輯）是廣義的社會理論所忽略的領域，雖然有一些組織社會學的好例子，關於組織管理的文獻也很豐富，但一般而言，都流於虛飾、簡化，偏向於描述而非分析。然而，組織的強制性（imperative）經常是有關社會與制度之社會和個人計劃的最終命運裡，最為重要的因素。依靠的數據或其他因素，差不多與實際過程或事件同時產生的一段時間。新組織的兩個關鍵特色，乃是彈性（flexibility）和網絡（networking）。由於組織必須面對來自複雜環境且經常變動的需求，它們必須調整策略、程序，以及內部運作，以便迅速回應這些需求。對大型組織而言，例如跨國公司、醫院或大型大學，彈性的要求通常意味了決策的分散化，以及它的各個不同權力中心（部門、科系等等）有更大程度的自主性。事實上，雖然關於小型企業再度興盛的說法非常流行，但大型私人企業越來越是先進經濟體的主要經濟行動者，而且它們的規模、財富、權力和範圍，也持續地增長。在先進經濟體的核心裡，我們發現的是一群越來越壟斷資本、資訊和技術的大型跨國公司。但是，正是因為有經濟與政治集中化的過程，組織的分散化才如此重要。大型的公司，特別是私人的、商業導向的跨國公司，將它們的組織從垂直的科層轉變為水平的網絡，然而頂層的最終決策權還是穩固地掌握了權力的層級。組織的各個不同層次與部門間關係的重要性，今時更甚以往，因為每個單位較大的自主性，都需要更大的協調努力，使整個系統還能像一個單位那樣運作。同時，先進社會裡的經濟和制度運作，需要不同組織之間的不斷互動。舉例來說，小型與中型的企業確實非常重要，但這並非因為它們本身而重要，而是因為它們構成了對大型公司非常重要的輔助網絡。再者，中小企業自身之間也形成網絡，而且經常是屬於以一家公司為中心的各式各樣網絡。此外，大型公司本身也組成網絡，根據不同的市場、時期，以及生產線，而有不同的連結之幾何形勢的變化，它們基於實際的策略而同時是競爭者與同盟者，不斷地重新塑造經濟裡的關係組合。
第三種界定我們社會的根本趨勢，現在已經是常識了，那就是資訊科技的歷史革命；它影響了社會活動的每個領域，就像（奠基於能源的）工業革命改變了整個社會織理一樣。據我分析，資訊科技的革命（包括遺傳工程）不是一個獨立變數：它本身並未決定我們所目睹的整個再結構與社會變遷之過程。但是，它確實在整體社會架構的變遷裡，構成了一個基本要素，它也是完成根植於社會、經濟與政治結構裡的趨勢，所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若無當今的資訊科技，經濟的運作就不可能成為全球性的。沒有資訊科技的革命，組織在透過分散化而追求彈性時，就無法走得那麼遠。組織的網絡也就無法有效地跟上它們當前的複雜程度。資訊科技的革命是經濟與社會形成網絡之要求的物質性解答，同時也是決策者新致勝公式的技術法寶。還有第四個結構性變遷的向度，由於它太明顯了，反而比較難以掌握。它所關涉的是我們社會中的影像創造與感知。約罕‧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 ）的銀河被我們新近想像的視聽宇宙所超越；關於這點，已經被說過也寫過很多了，所以，現在看起來這似乎是我們社會裡的一個穩定趨勢，完全被同化進入了社會織理，幾乎不算是當前社會變遷過程的一部份。然而，在最近幾年裡，影像／聲音生產與分配的新趨勢，在塑造我們的感知與意識上，有了質的跳躍。在這裡，我們也觀察到影像製作同時經歷了全球化與個別化。
一方面，整個地球（不均衡地）連結上瞬間流轉全世界的資訊與影像全球網絡。因此，我們首度在歷史上親眼目睹了一場歷史革命的內部爭辯：一九九一年八月正在掙扎的蘇聯最高蘇維埃裡的爭論。但是，我們也親眼目睹了波斯灣真正血腥的高科技戰爭，沒有真的看到所發生的大部分屠殺。新聞和娛樂攜手合作。同時性（simultaneity）與全球性有了一個新的向度。衛星與攜帶式傳送器的時代，賦予電視新的意義。另一方面，媒體越來越不是大眾取向的。市場與觀眾（根本上是相同的）被區隔，而且各自成為特殊的目標。透過有線電視或衛星傳輸（隨不同社會而定）的專門化網絡之浮現，不僅是對傳統電視網的主要挑戰：它也是一種新型態的影像分配與接收。和專業化的廣播電臺一起，它們正在形成新的媒體系統，找尋特殊的受眾，或一般受眾的特殊心境與品味。錄影帶也變成一項個別化的有力工具，因為在大部分國家裡，它越來越少被用來出租電影，而越來越常被用來錄下電影或事件，因此可以選擇（或相信可以選擇）可用的影像，而不必調整私人生活的組織，來適應影像傳遞的時間和條件。隨身視聽設備（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有隨身的錄影機）在訊息的接收上達到了最終的個別化，清楚地從大眾媒體轉移到個人消費，以及一種彈性的、全球性的視聽訊息之生產的區隔化分配。在相同的程度上，現在是訊息即媒體 ，因為決定如何、何處、何時，以及為誰使用媒體的乃是訊息。
經由這些不同的社會過程與技術變遷，浮現了一個被流動支配的社會；訊息之流、影像之流、聲音之流、資本之流、資訊之流、命令之流、技術之流、商品之流、勞動之流。也有越來越多的生命與死亡之流：人體四處飛行（嬰兒與女人的交通，移植之人體器官的交通）；武器與致命毒品之流，重新設計了整個國家，撼動了金融系統；還有根據夜間新聞的排名，以及最新的政治民意調查，來決定解救或不解救飢荒國家的救援措施。因此，我們已經達致一種非常強大的文明形式。但是，由於這部機器過度強大，根本已經無法控制它的運作。權力之流（flows of power）現在正被流動的權力（power of flows）所取代。歐洲貨幣系統在一九九二年九月的崩潰經驗，證明了地球上最富裕國家的中央銀行，無法抵擋金融市場裡的投機對它們的貨幣的攻擊。這些「投機者」是誰？是流動。他們不是特定的群體，協同一致地努力收穫歐洲的政治與經濟混亂的利潤。那是一個由猜測、策略、謠言、資訊、打賭、計謀所發動的市場力量，在世界的層次上相互連結，並且以微秒的步調運作。當然，它們還是強大的資本主義公司、統治階級、政治領導人、媒體大亨，諸如此類。這些財富與權力的流動，當然也是由他們所創造，並且最終是替他們的結構性利益服務。但是，這個運轉中機器的複雜性、其中應用之科技的步調，以及所創造出來的相互依賴的全球性，都使得沒有任何人、任何事物，面對這個流動系統的抽象權力，還能夠真正掌握權力；這種流動系統的效果，在我們生活的每個向度裡——尤其是空間的向度——都感受得到。
3.流動空間
時間與空間是人類生活的基本物質向度。隨著我們在科學發現的無盡道路上不斷前行，物理學告訴我們這些時空觀念十分複雜，它們的特徵不斷演變。學童都知道，空間和時間相互關連。有些數學理論（事實上又是起源於普林斯頓）提出了一個假設，認為有累加於三度空間向度之上的其他空間向度存在，這些向度可能是「摺疊」在我們所經驗到的向度裡面。當然，在我們直接關涉空間與時間之社會意義的理論裡，不會有這種討論。不過，參考這種複雜性，並非只是在修辭上賣弄學問。它請我們考量新的時間與空間之社會形式，它們不能化約為我們過去所感受到的東西，因為我們當前的經驗已經超越了其社會—技術結構的基礎。時間的社會感知，用一個非常簡單的公式，已經在理論上解決了：時間就是歷史。而歷史分析總是能夠藉由分期、歷史軌跡、歷史時勢，以及時間所框架的視角，來連結過去、現在與未來，因此而在我們對於社會的感知裡，確實地引進了同時性、起源、序列，以及歷史的視野，作為我們思考的一部份。
地理學在理論化空間時，無法做到同樣的知識工作。在嘗試對既定的領域（territory）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亦即社會與人類活動的整體），提出整體的視野時，地理學家的知識勇氣，反而破壞了他們的目標，因為這使得這門學科喪失了特殊性：空間的向度。領域這個概念不能夠掌握空間。領域過於特定，同時又太廣泛了。它過於廣泛是因為就社會而論，領域總是人造的，這事實上需要一種多向度、跨學科的取向，來處理領域中所發生的一切社會實踐。至於它過於特定，是因為它將空間形式與過程，局限於實質物理上界定的表面所發生的那些空間呈現（spatial manifestation）。在理解我們的社會時，這就會成為問題的所在。事實上，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包含所有的社會形式裡，一切空間呈現的空間之社會理論。我們必須能夠將社會結構與社會過程，放置在一組特定的空間裡，就如同歷史將社會安置在時間裡一樣，亦即放置在特定的時代、時期、時勢和序列裡。我不打算在此時此地描繪這種理論。不過，為了在這裡扣連上資訊化社會之空間向度的分析，我必須將空間界定為社會結構的一個要素。從社會理論的觀點看來，空間是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支持。我要立刻附加指出，任何物質支持都有其象徵意義。所謂共享時間的社會實踐，我指的是空間將在時間中同時並存的實踐聚攏起來。正是這種同時性的物質接合（articulation），使得空間相對於社會有其意義。傳統上，這個觀念被類同於鄰近（contiguity）。然而，將同時並存的實踐之物質支持的基本概念，和鄰近的觀念區分開來，非常重要；因為這才能夠解釋，不依靠物理鄰近的那種同時性之物質支持，有其存在的可能性，而這正是資訊化社會的支配性活動的情形。我在前一節中曾經提到，我們的社會是環繞著流動而建構起來的。流動不僅是社會組織裡的一個要素而已：它們是支配了我們的經濟、政治與象徵生活之過程的功能性表現。如果情況如此，那麼，我們社會裡的支配性過程的物質支持，應該是支撐這種流動，並且使這些流動在同時性的時間中接合，在物質上成為可能的各種要素之整體。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乃是經由流動而運作的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組織。所謂的流動，我指的是在社會的支配性經濟、政治與象徵結構裡，社會行動者所佔有的物理上分開的位置之間，那些有所企圖的、重複的、可程式化的交換與互動序列。所謂的支配性結構，我指的是那些其內部邏輯在塑造大社會的社會實踐與社會意識上，扮演了策略性角色的組織與制度安排。如果將抽象概念的內容予以具體化，比較容易理解。流動的空間，作為資訊化社會中支配性過程與功能之支持的物質形式，可以用至少三個層次的物質支持之結合來加以描述（而非定義），它們共同構成了流動空間。
第一個層次，流動空間的第一個物質支持，其實是由電子脈衝（微電子＋電子通訊）、電腦處理，以及高速運輸（也是奠基於資訊科技）的迴路所構成，它們共同形成了我們認為是資訊化社會之策略性關鍵過程的物質基礎。這確實是同時並存之實踐的物質支持。因此，它是一種空間形式，就好像它可以是商業社會或工業社會之組織裡的「城市」或「區域」一樣。當今支配性功能的空間接合，的確發生在由資訊科技設備所致生的互動網絡裡。在這種網絡裡，沒有任何地方是自在自存的，因為位置是由流動來界定的。因此，通訊網絡是基本的空間樣貌：地方並未消失，但它們的邏輯與意義被吸納進入網絡。組構網絡的技術性基礎設施界定了新空間，就如同在工業經濟裡，鐵路界定了「經濟區域」和「全國市場」，或是在資本主義與民主體制的商業起源裡，有疆界的、市民身分之制度性統治（及其技術先進的軍隊）界定了「城市」一樣。但是，這種技術性的基礎設施本身，當然是在我們的世界裡，由權力所決定之流動網絡的表現。
流動空間的第二個層次，由其節點（node）與核心（hub）所構成。流動空間並非沒有地方，雖然它的結構性邏輯是沒有地方的。它奠基於電子網絡，但是這個網絡連結了特定的地方，具有完整界定的社會、文化、物理與功能特性。有些地方是交換者、通訊中心，扮演了使整合進入網絡的一切元素平順地互動的協調角色。其他地方是網絡的節點，亦即具有策略性重要功能的區位，它圍繞著網絡中的一項關鍵功能，建立起一系列以地域性（locality）為基礎的活動和組織，而其在節點裡的區位，將地域性與整個網絡連結起來。節點和核心都根據它們在網絡中的相對重要性，而形成有層級的組織。但是，這種層級會隨著經由網絡而處理的活動之演變，而有所改變。事實上，在某些狀況裡，有些地方會被切離網絡，而這種切斷導致了急速的衰落，以及經濟、社會與物理方面的衰頹。節點的特性隨著既定的網絡所執行的功能類型而定。舉一些網絡及其相應節點的例子，會有助於了解這個概念。做為流動空間的代表，最簡單的網絡類型，乃是由全球經濟的決策功能所構成的網絡，尤其是那些金融系統的網絡。莎絲奇雅‧莎珊（Saskia Sassen）的分析指出「全球城市」（global city）是後工業全球經濟的生產基地，她說明了這種全球城市在我們社會裡的重要角色，以及地方社會與經濟依賴位居這種全球城市裡的指導性功能的情況。但是，若認為只有倫敦、東京和紐約是世界城市，那就錯了。莎珊的分析正確地確認了：「全球城市」的觀念其實指涉了遍及全球的指導性功能之接合，依據每個城市在全球互動網絡裡的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偏重與重要性。因此，巴黎、法蘭克福、蘇黎世、米蘭、香港、新加坡，也在這種全球網絡裡扮演要角。在主要的全球城市之外，其他大陸的、全國的，以及區域的經濟體，也有它們的節點，以便連結上全球網絡。每個這種節點都需要適當的技術性基礎設施、提供支持性服務的一組輔助性公司系統、一個專殊化的勞動市場，以及專業勞動力所需的服務系統。對於頂端的管理功能和金融市場而言是真實不虛的現象，也可以適用於高科技的製造（對於生產高科技的產業與利用高科技的產業都適用，這些都是先進的製造業），這已由一九八年代，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都市與區域發展研究所關於高科技製造之空間邏輯的一連串研究所證實。高科技製造之空間分工的特性，轉譯成為創新氛圍（milieu of innovation）、專業製造基地、裝配線，以及市場導向之工廠的全球連繫，加以沿著生產線在不同區位的不同操作間，一系列的公司內部連結，以及位於形成生產複合體的特殊基地的類似生產功能間，另一系列的公司間連結，後者有如舊工業區的更新版本。因此，美國的微電子公司接合它們的空間的方式，是連結矽谷高層次的、研發的功能；加州、德州、奧瑞崗州、科羅拉多州或亞歷桑納州的專業製造；東南亞的裝配作業；以及每個區域市場之中心基地的最後測試與分銷。福特汽車公司在廿二個不同的地方生產它的歐洲車（這是它利潤最高的生意），各地互相交換零件、材料、勞力和技術。美國的汽車公司逐漸在空間上分散，在功能上整合，連結了不同的研發與生產基地，包括美國各地、北墨西哥，以及歐洲。日本的電子公司，從它們在大東京區的窩巢開始，在過去十年裡採用了類似美國的工業區位模型，將專業製造分散到九州，裝配線分散到泰國、台灣與馬來西亞，並且透過代理的裝配製造，穿透了歐洲與美國的市場。在每個例子裡，指導性的節點、生產基地，以及通訊中心，都沿著網絡來界定，並且藉由通訊技術和可程式化的、以微電子為基礎的彈性整合製造之共通邏輯來接合。
流動空間 柯司特
每個網絡所滿足的功能，界定了成為網絡之優越節點的地方的特性。在某些情況裡，最不可能的地方變成了中心節點，因為歷史的特殊性最後導致以一個特殊地域性為中心而構成既定的網絡。例如，明尼蘇達州的洛徹斯特（Rochester），或是巴黎郊區的費列裘夫（Villejuif），乍看之下似乎不會成為先進醫療與衛生研究之世界網絡的中心節點，而且彼此有緊密的互動。但馬耀診所（Mayo Clinic）與法國政府主要的癌症治療中心之一的區位，在兩個例子裡都是由於歷史原因，而圍繞著這兩個奇特的地域性，接合形成了知識生產與先進醫療複合體，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醫生和病患。再次地，每個網絡根據每個基地的功能與層級，以及網絡中所處理的產品或服務的特性，而界定了它的基地。於是，我們社會中最強大的網絡之一，麻醉藥品的生產與分配（包括洗錢的部門）建構了一種特殊的地理形勢，重新界定了連結在網絡中的社會、區域與城市的意義、結構與文化。因此，在古柯鹼的生產與貿易裡，波利維亞的恰帕里山谷（Chapare Valley）或祕魯的阿托‧華蘭加（Alto Huallanga）的古柯生產基地，連結上哥倫比亞的提煉與管理中心，依賴麥德林（Medellin）集團或卡利（Cali）集團的總部，而這些總部自身又連結上諸如邁阿密、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與盧森堡等金融中心，最後連結上美國與西歐主要都會區的大型分銷點。這些地域性沒有一個能夠獨存於網絡之中。麥德林和卡利集團，以及它們在美國的親密盟友，如果沒有波利維亞或祕魯所生產的原料，沒有瑞士和德國研究者所提供的化學物質，沒有自由銀行天堂的半合法金融網絡，以及邁阿密、洛杉磯和紐約的分銷網絡，很快就得退出這一行了。因此，雖然全球城市理論針對流動空間在節點與核心中，以地方為基礎的導向，提供了最重要的描述，這種邏輯絕對不局限於資本的流動。我們社會中的所有基本過程，都接合在非鄰接性的網絡裡，這種網絡連結了不同的地方，並且在生產財富、處理資訊，以及製造權力的層級裡，分配每個地方一個角色與權重，而這最終決定了每個地域的命運。
流動空間的第三個重要層次，是佔支配地位的菁英（而非階級）的空間組織，他們操縱了使這些空間得以接合（articulation）的指導性功能。流動空間理論最初的潛藏假設是：社會乃是圍繞著每個社會結構所特有的支配性利益，而不均衡地組織起來的。流動空間不是我們社會中唯一的空間邏輯。然而，流動空間依然是支配性的空間邏輯，因為它是我們社會裡支配性的利益／功能的空間邏輯。但是，這種支配不是純粹結構性的。它由社會行動者所發動、構想、決定與執行。因此，佔有我們社會中的領導位置的技術官僚—金融—管理菁英，就他們的利益與實踐之物質／空間支持而論，也會有特殊的空間要求。資訊菁英的空間呈現，構成了另一個流動空間的基本向度。這種空間呈現是什麼呢？我們社會裡的基本支配形式，奠基於支配菁英的組織能力，這伴隨了菁英解除其他群體之組織的能力，這些其他群體在社會中雖然構成數量上的多數，其利益只在滿足支配利益的架構裡被部份地（如果有的話）呈顯。菁英之間的接合，與大眾的區隔化和解組，似乎是我們社會中，社會支配的孿生機制。空間在這種機制裡扮演了基本的角色。簡言之，菁英是世界主義的，而人民是地域性的。權力與財富的空間投射到全世界，民眾的生活和經驗則根植於地方，根植於他們的文化和歷史之中。因此，社會組織越是奠基於非歷史性的流動，凌越任何特定地方的邏輯，那麼全球權力的邏輯，就越能夠脫離具有歷史特殊性的地域／國家社會的社會—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如果菁英要保持他們的社會凝聚，發展一組他們可以相互理解並且支配他人的規則與文化符碼，建立他們的文化／政治社群區分「內」與「外」的邊界，那麼，菁英自己不希望、也不能變成流動。一個社會的制度越民主，菁英就越需要和群眾有清楚的區別，避免政治代表過度穿透了策略性決策的內部世界。然而，我的分析和萊特‧米爾斯（Wright Mills）式的「權力菁英」不必然存在的假設不一樣。相反地，真正的社會支配源自下列事實：即文化符碼嵌埋在社會結構裡的方式，造成只要持有這些符碼便開啟了通向權力結構的道路，而毋需菁英共謀阻攔通向其網絡的道路。這種支配邏輯的空間展現，在流動空間裡採取了兩種主要形式。一方面，菁英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社會，構成了隔絕的社區，將社區界定為有空間界線的、形成人際網絡的次文化。我提出一個假設，認為流動空間是由個人微觀網絡所組成的，而將他們的利益投射在功能性的鉅觀網絡裡，並遍及流動空間的全球互動組合。在金融網絡裡，這是眾所週知的現象：主要的策略性決策，是在會員制餐廳裡的商業午宴上決定，或是像美好的舊時光一樣，在鄉村小屋度週末打高爾夫球時決定。但我們要明白，這些決定還是要在以電子通訊連通的電腦上，由立即決策過程執行，而這些電腦可以發動它們自己的決策，以便反應市場趨勢。因此，流動空間的節點包括了居住與休閒導向的空間，配合了總部與其輔助設施的區位，傾向於在謹慎地區隔的空間裡，匯聚支配性的功能。區隔包括了不同地方的區位，以及某些只開放給菁英的空間之安全控制。從權力的頂峰與其文化傳送器，組織了一系列的象徵性社會—空間層級；低層的管理人員可以模仿權力的象徵，並且構成次級的、將他們與社會其他人隔絕開來的空間社區，以便挪用這些象徵。資訊化社會裡菁英之文化獨特性的第二個主要趨勢，是企圖營造一種生活方式與空間的形式處理，以便統合全世界菁英的象徵環境，而超越每個地域的歷史特殊性。因此，沿著流動空間的界線，橫跨全世界而建構起一個（相對）隔絕的空間：國際旅館的裝飾，從房間設計到毛巾顏色，全世界都很類似，以便創造一種內部世界的熟悉感，以及一種相對於周遭具體世界的抽象性；機場貴賓室的設計，是要與流動空間中高速公路上的社會保持距離；不斷地使用電子通訊網絡，使旅客永遠不會迷失；以及一個安排旅行的祕書服務系統，還有互相作東款待，在所有國家裡崇拜相同的儀式，以便維持一個企業菁英的緊密圈子。再者，資訊菁英之間有日趨均質化的生活方式，超越了一切社會的文化邊界：經常使用健身器材（即使是旅行時也使用）和慢跑；烤鮭魚和蔬菜沙拉的強迫節食餐；採用「蒼白的小羚羊」的牆壁顏色，以便創造內部空間的溫暖舒適氣氛；膝上型電腦；結合正式服裝和運動休閒服等等。這一切都是一種國際文化的象徵，而其認同並未連結於任何特定社會，而是與橫跨所有社會之文化光譜的資訊化社會裡，中高管理階層的成員資格有關。在文化上連結流動空間之各個不同節點的籲求，也反映在不同社會的新指揮中心建築趨向一致的潮流裡。很弔詭地，後現代建築嘗試打破建築訓練的鑄模與模式，導致一種過度強化的後現代紀念性，而成為一九八零年代從紐約到高雄的新企業總部的一般規則。
因此，流動空間包括了構成橫跨全球的每個網絡之節點的地方裡，均質建築的象徵連繫；所以，建築逃離了每個社會的歷史與文化，並且被奇幻世界之無窮可能性的新想像所捕獲，並潛藏於新媒體所傳送的邏輯之下：「突發」（zapping）的文化，好像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重新發明所有的形式，而唯一的條件是躍入權力之流的不確定性中。流動空間的形式前線，乃是將建築誘拐進入非歷史的抽象性。
4.流動空間裡的建築與設計
如果流動空間真的是資訊化社會正在浮現的空間形式，在未來幾年，建築與設計很可能必須在其形式、功能、過程與價值方面重新定義。事實上，我的論點是，古往今來建築都是社會的「迂迴行動」（failed act），是社會深層趨勢經過中介的表現，那些趨勢不能公開宣揚，但強大到足以模鑄在石頭、鋼筋和玻璃裡，以及要住在這些形式裡的人的視覺感知裡。爾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討論哥德大教堂，曼菲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討論美國摩天大樓，羅伯‧范裘利（Robert Venturi）討論令人驚異的庸俗美國城市，開文‧林區（Kevin Lynch）討論各種城市意象，都是一個老舊的、建制完善的知識傳統的最佳範例，這個傳統利用建築形式作為最具穿透力的符碼之一，來閱讀社會之支配性價值的基本結構。當然，社會價值的形式表現並無簡單、直接的詮釋。但是，如學者與分析家的研究所示，而且如建築師的作品所示，在（各種）社會說了什麼和建築師想要說什麼之間，有強烈的、半意識性的連結。情形不再是如此了。
我的假設是，流動空間的來臨，模糊了建築與社會之間有意義的關係。因為支配性利益的空間展現遍及全球、跨越文化，拔除了作為意義背景的經驗、歷史與特殊文化，導致非歷史性、非文化性的建築遍及各地。有些「後現代建築」的潮流，例如以菲力普‧強生（Philip Johnson）的作品為代表的趨勢，以打破符碼的專斷——例如現代主義——為藉口，企圖切斷與特殊社會環境的一切聯繫，製作了一種從橫跨歷史的、風格濃厚的挑激中，創造出和諧的混合物。然而，這種有所不同的後現代主義，其實要表達的是——幾乎是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新的支配意識形態：歷史的終結，以及地方在流動空間裡的撤廢。因為我們唯有置身歷史的終點，才可能混合一切先前所知的事物。因為我們不再屬於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這種極端版本的後現代主義，才能將其符碼化了的破除符碼之邏輯，硬套在任何地方的建築物上。逃離文化符碼，其實遮掩了逃離有歷史根源的社會。就此視角而論，後現代主義可以視為是流動空間的建築。社會越是企圖超越無法控制的流動之權力的全球邏輯，以便恢復它們的認同，就越需要一種能揭示它們自己的現實的建築，而不要取自橫跨歷史的空間貯藏庫的虛飾之美。但在此同時，試圖發出某個非常明確的訊息，或直接表達一既定文化之符碼的過度表意（oversignificant）建築，是一種過於原始的形式，無法穿透我們飽滿的視覺想像。它的訊息之意義，會迷失在作為我們象徵行為之特性的「突發」文化裡。這就是為什麼，很弔詭地，在被流動空間之邏輯所塑造的社會裡，看似意義最為豐富的建築，就是我所謂的「赤裸的建築」。也就是說，那是一種形式十分平板、純粹、清澄，不想要說任何事情的建築。而且由於沈默不語，它們面對了流動空間的孤寂經驗。它的訊息就是沈默。為了溝通方便，我要舉兩個西班牙建築的例子，西班牙現在被公認位居新設計前線的建築氛圍。一九九二年西班牙奧運會提供了一個機會，由最優秀的建築師設計了一些重要的功能性建築物。巴塞隆納的新機場由李卡多‧波菲爾（Ricardo Bofill）設計，在一個巨大開闊的空間裡，結合了美麗的大理石、毛玻璃，以及區隔用的透明玻璃板；毫不掩藏人們在機場所經驗到的恐懼與焦慮。沒有地毯，沒有溫暖的房間，也沒有間接的照明。置身機場的形式之美當中，旅客必須面對他們的可怕實境：他們孤身一人，置身流動空間，他們可能會失去聯繫，懸滯在轉換的空曠裡。他們確實身處西班牙航空的掌握之中，沒有逃脫的出路。讓我們舉另一個例子：新馬德里高速鐵路（AVE）車站，由拉斐‧摩尼歐（Rafel Moneo）設計。它事實上是個非常好的舊車站，重新裝修得非常精美，成為美麗的室內棕櫚公園，在車站的封閉空間裡，有許多鳥兒飛翔鳴唱。在一個鄰近的結構裡，就在這美麗的紀念空間旁邊，才是真正的高速鐵路車站。因此，人們走到假的車站，去尋訪它，走過不同的樓層和通道，就好像是去公園或博物館一樣。再明顯不過的訊息是：我們置身公園，而非車站。在舊車站裡，林木成長，鳥兒築巢，歷經生命的轉型。因此，高速鐵路在這個空間裡成了突兀的東西。而這也正是每個人在這個世界裡自問的事：為什麼要有高速鐵路？它只不過連結了馬德里和塞維亞（Seville），沒有連接任何歐洲高速鐵路網，花了四十億美金。在這樣一個簡單優雅的設計裡，說話不多，只是使每件事物明顯可見，就揭露了流動空間斷片之一的破鏡，恢復了車站的使用價值。我承認我將波菲爾和摩尼歐強迫放入確實非屬他們的論述裡。但他們的建築容許我，以及任何其他觀察家／批評家，將形式連結上象徵、功能，以及社會情境；這個簡單的事實就意味了他們嚴密精確、多所節制的建築（以兩種形式上不同的風格來表現），其實充滿了意義。事實上，支配性之流動空間的物質性，可以在資訊化社會裡，透過兩條大道，成為文化創新與知識自主的基本設計。新建築可以建造新主人的宮殿，以揭露他們潛藏在流動空間背後的畸形；或者，它可以根植於地方，因此根植於文化和人民。在兩種情況裡，以不同的形式，建築和設計可以挖掘抵抗的壕溝，以便保存知識生產裡的意義。或者，換言之，讓文化與技術重歸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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